課后“三點半”問題由來已久。下午3點半之前，孩子在校學習，責任在學校;3點半之后，孩子在家生活，責任在家長。但是，由于作息時間的不匹配，很多家長沒有辦法接孩子，不少家長不得已把孩子送進了各種托管班和課外輔導班。同時，大批的孩子走出學校門進入培訓班的門，又造成了“提前學”“負擔重”“傳遞焦慮”等更多的問題。
近些年，不少地方也出臺了方案。深圳市曾經(jīng)于2015年起在320所學校開展過課后延時的試點工作，2018年北京市提出在全市義務教育學段提供3點半后全覆蓋的課后服務……
教育部印發(fā)《關(guān)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》后，各地又了更多做法和舉措，紛紛推出“官方帶娃”的各種探索。教育部官網(wǎng)公布的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截至2020年10月，全國已有30個省份出臺了中小學課后服務政策，36個大中城市(4個直轄市、27個省會城市、5個計劃單列市)66.2%的小學、56.4%的初中開展了課后服務，43.2%的小學生、33.7%的初中生自愿參加了課后服務。而隨著“雙減”問題成為今年全國兩會的熱點后，越來越多延后放學的舉措在各地展開。
但是，自相關(guān)政策開始出現(xiàn)，就一直伴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。有些家長舉雙手贊成，大呼“及時”，一些家長卻不買賬。同時，不少中小學生教師也表示，如今教學工作已經(jīng)十分繁重，在此基礎上增加課后托管的工作內(nèi)容，無疑是“雪上加霜”。
“官方帶娃”如何叫好難叫座?為此，中青報·中青網(wǎng)記者采訪了多位家長老師和專家，試圖找到答案。
家長的需求始于看管，但絕不止于看管
2月底，教育部召開的新聞發(fā)布會上，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表示，各地要推動落實義務教育學校課后服務全覆蓋，每個學校都要做起來。在時間安排上，要與當?shù)卣Ｏ掳鄷r間相銜接，切實解決家長接學生困難問題。
3月中旬，楊清就收到了女兒所在小學的一份通知。
“政策落實的真快啊!”楊清的女兒在北京一所公立小學就讀一年級。楊清收到的通知寫到，學校將進行自愿報名的課后托管，報名托管可以5點半接孩子，托管的內(nèi)容包括詩詞賞析、繪畫、音樂、閱讀、書法等內(nèi)容。
楊清和愛人都是上班族，家中沒有老人幫忙接送孩子，女兒每天放學后原本是要去校外的托管機構(gòu)。收到這一消息，楊清非常高興，直接報名了每周兩天的課后托管，打算“試試水”。“學校托管服務的安全性肯定沒問題，5點半放學，我們就可以直接接孩子了。”
然而兩周以后，興奮的心情沒有了，楊清打算退掉學校的課后托管。
“盡管學校有了托管，但是，很多讀、背等‘軟性’的作業(yè)仍然要等到晚上回家才能做，在學校里，是沒有課后作業(yè)輔導服務的。”楊清說，“在學校托管的那兩天，回家跟‘打仗’一樣，要折騰到晚上9點多才能完成作業(yè)睡覺。”
楊清表示，在校外的托管班，有專門的老師輔導這些內(nèi)容，晚上回家以后孩子就輕松多了。
不僅如此，學校下午的托管沒有“加餐”服務。楊清記得第一次5點半從學校接孩子時，孩子“哀嚎”自己餓得不行了。而且，在學校托管的兩天里，孩子只能留在教室里，不能像在校外托管一樣去戶外活動。
“后來我去接孩子，旁邊和我一樣試驗了兩周的學生家長都說不去了。我的理由是浪費了時間，晚上還要讓孩子‘加班’，其他的家長多是覺得可以把孩子接回來，上更重要的課外班。”楊清說。
“當別人家的孩子都在學習的時候，我家的孩子卻在玩剪紙、做手工。”和楊清一樣，孫佳也打算不報學校的托管了。
“雖然要求解決3點半問題的呼聲很高，但是我們班里報名的人不到四分之一。作為家長，一方面我們覺得學校的課后托管太死板，一般還是坐在教室里;另一方面，外面的課外班比學校托管的內(nèi)容要有用得多。”孫佳說。
近日，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(diào)查中心對1605名中小學生家長進行的一項調(diào)查顯示，92.9%的受訪家長期待落實好學生課后服務。家長所說的“期待落實好”應該包含兩層含義，一層是期待“落實”，一層是期待“好”。
家長們對課后服務的需求始于看管，但絕不止于看管。
來自遼寧盤錦的小學生家長鄭陽已經(jīng)參加了兩學期的學校課后托管服務。“以前學校沒提供課后服務的時候，我們沒有條件及時接孩子，就會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訓機構(gòu)。但是我還是更傾向于學校的課后服務，在輔導孩子上，學校的專業(yè)性更強。而且，我們不用擔心安全問題了。另外，在學校，孩子們可以跟同學和老師有更多相處的時間，對孩子適應集體生活有好處。”
在鄭陽看來，盡管學校的課后服務已經(jīng)做得不錯了，還仍有改進空間，比如，與校外培訓機構(gòu)相比，學校的興趣課專業(yè)性不強，課程設置的種類和內(nèi)容有些局限。
另外，鄭陽認為，學校的服務可以再人性化一些。“例如，在放學時間上，我們學?？梢赃x的兩個時間點是5點和5點半，但是要求大家最終統(tǒng)一一個時間。雙職工家庭更希望5點半或6點接孩子，但最后還是統(tǒng)一成5點了，是不是可以更彈性一些?”
鄭陽所期待的也正是專家所擔心的。
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中青報·中青網(wǎng)記者說，按照主管部門的規(guī)定，現(xiàn)在學生早上進校的時間要向后延了，放學的時間也往后延，這與一部分家長的作息時間相一致了，這個“一部分”主要是那些在行政機構(gòu)、事業(yè)單位工作的家長，但是，“有些打工的家長需要早晨7點就把孩子送走，之前可以送到學校，那么現(xiàn)在學校推遲進校時間，你讓這樣的孩子待在哪里呢?”
“一定要讓每個地方、每所學校采取符合本地區(qū)、本學校實際情況的措施，不能一刀切。”儲朝暉說。
不止“朝八晚六”，教師也是普通人
有些家長不買賬，不少老師也有質(zhì)疑的聲音。
“從某種意義上說，盡管學校托管減輕了家長負擔，但實際并沒有真正減輕教師和學生的負擔。尤其是對于低年級孩子而言，從早8點到晚6點，包括午托都呆在學校里，放學還要值日，有些孩子家遠，晚上到家都已經(jīng)7點多了。”深圳的一位小學老師黃翔說。
與學生相比，老師在學校的時間要更長。
一位在小學低年級擔任班主任的老師說，每個班主任對自己班的學生都有很深的感情，即使課后服務時間里沒有自己的課，“只要學生在，自己就會惦記著。”這位老師對中青報·中青網(wǎng)記者說，“比如今天不是我負責的自習，但我也會時不時去教室走動一下，看看孩子們學習的狀態(tài)，或者隨時答疑等”。
教師這個職業(yè)需要不斷進行知識輸入和更新，也需要不斷提升教學技能，而要實現(xiàn)這些目標需要一個最起碼的時間保證。“現(xiàn)在我每天工作時間基本都要12小時，非常疲憊。這個職業(yè)賦予我們很多責任和義務，但首先我們是普通人，三餐四季，平平凡凡。現(xiàn)在延長了工作時間，增加了工作負擔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最終影響的很有可能是教學質(zhì)量。”黃翔說。
另外，還有一個事實是不容忽視：很多老師同時也是家長，他們留在學校輔導學生，自己的孩子怎么辦?
張月在北京當小學教師，丈夫是醫(yī)生，他們有一個即將中考的孩子。“以前雖然下班也不早，但是一般晚上7點總能讓孩子吃上飯。孩子今年初三了，壓力大，有時還能幫她疏解一下，哪怕只是聊天。現(xiàn)在，到家就八九點了，別說聊天，一家人基本很難一起吃晚飯。孩子爸爸加班，我回家很晚，孩子的晚飯有時候是外賣，有時候隨便湊合一下。看著孩子瘦瘦的小臉，真覺得挺愧疚的。”張月說。
不少專家表示，學校對學生在校期間有看護的責任，但不能損失學校的教學功能，尤其是不能在難以保障教師備課、休息的情況下，延長學校對學生的看護時間。
專家：孩子不能只在兩點一線的空間里生活
即使課程單一、接送學生時間不靈活等問題得以解決，不少教育屆人士指出，中小學生長時間在學校，并不是只有好處、沒有壞處的事。
不少老師有更深入的思考。“孩子在學校完成作業(yè)，有老師隨時輔導是好事，但也要分情況。”江西南昌小學老師汪瑩說，有些孩子可能會養(yǎng)成拖拖拉拉的習慣，本來20分鐘可以完成的作業(yè)，孩子會覺得“反正可以待到6點”，就越寫越慢。“所以，即使孩子在學校留到6點，但是依然寫不完作業(yè)。”汪瑩說。
儲朝暉表示，現(xiàn)在人們還存在一個認識上的誤區(qū)，覺得孩子只能在學校和家庭兩點一線的空間里生活。而處在基礎教育階段的孩子，尤其是小學生對外界事物最為敏感，需要機會去感受自然、接觸社會。
“理想的狀況是，按照課程標準規(guī)定的課程學習時間應該只占學生整個學習時間的60%，剩下的40%的時間，應該由學生自己支配，讓他們走進自然、走進社會，去學自己喜歡的內(nèi)容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。”儲朝暉說。
而現(xiàn)在的情況是，很多學生“學校-家”兩點一線的生活模式更加固化了，親子時間還減少了。
“親子交流相處時間減少，低年級孩子在校時間過長，容易疲憊或者厭學。”黃翔老師說，而且，對于小學低年級的孩子來說，課后預習、復習等都是需要成人介入指導和監(jiān)督的，“畢竟是培養(yǎng)學習習慣和學習態(tài)度的關(guān)鍵期，自習課顯然無法提供這樣充分的陪伴指導。”
現(xiàn)在不少地方為了減輕學生和家長的壓力，不僅推遲了到校時間，放學時間也一晚再晚，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可以延長至晚上7點。
儲朝暉認為，現(xiàn)在“唯分數(shù)論”的問題依然存在。只要這個壓力存在，學生的學業(yè)負擔就很難減輕，家長也會千方百計給孩子報課外班。他建議，教育行政部門要通過關(guān)鍵的制度設計來減輕學生的學業(yè)負擔，減輕教師的負擔。至于課后服務等具體措施，可以讓家長、孩子和學校更靈活的處理。
